時間與運
脫離歷史的時間，只能是一種記載歷史的枯燥的年代表。瞭解歷史事實的起止日期並不標誌著就已經知道了歷史事實的真相。頗有趣味的是，中國人對於時間的領會似乎總是接近于生存論的。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對時間的記憶並不是孤立的去回想那些被數位化、刻度化了的年、月、日、時，而毋寧總與特定的歷史事件或生活事實聯繫在一起。一提起“雍正元年”，大腦中馬上就會意識到這是指雍正皇帝登基即位的那一年，甚至還會聯想起康熙與乾隆。而一說“解放前”，所提示出的不僅是時間化的1949年，還傳遞出這樣的歷史資訊：那一年，新中國成立了。中國人指稱時間，習慣於用歷史事件代替數位化的年限，如日常生活中，一般中國人都說“文革的時候”或“文革期間”，而很少說或根本不說“從1966年到1976年”。再如，人們可以直接說“唐山大地震”，而不必要明確地指出那是“1976年”。應該說，中國人對歷史事件的記憶能力要遠遠強於對具體時間的記憶。可見，時間在中國人的思維裏，一直是進入歷史的，或介入實踐的。時間與歷史、與人們的生活世界緊密地勾連在一起，甚至就是融為一體的。中國歷史中，從現存的文獻記錄看，明確的紀年應該開始於西周的“共和元年”，按照現行的西元紀年推算，相當於西元前841年。在此後2890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通行的紀年方法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隨著朝代的更替或帝位的承繼而改變。古代的帝國如此，現代的中華民國也基本如此。即使在戰亂而無統一政權的歷史時期，如戰國、三國、南北朝，區域性或暫時性的割據王朝也都是按照這一基本原則來紀年的。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國民黨政權結束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定都北平，改北平為北京。將“五星紅旗”確立為國旗。同時，正式宣佈採用國際通行的“西元”制紀年方法，當年為1949年。這樣，就徹底地廢除了具有悠久歷史並已形成中國公共時間傳統的年號紀元法。
脫離歷史的時間，只能是一種記載歷史的枯燥的年代表。瞭解歷史事實的起止日期並不標誌著就已經知道了歷史事實的真相。頗有趣味的是，中國人對於時間的領會似乎總是接近于生存論的。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對時間的記憶並不是孤立的去回想那些被數位化、刻度化了的年、月、日、時，而毋寧總與特定的歷史事件或生活事實聯繫在一起。一提起“雍正元年”，大腦中馬上就會意識到這是指雍正皇帝登基即位的那一年，甚至還會聯想起康熙與乾隆。而一說“解放前”，所提示出的不僅是時間化的1949年，還傳遞出這樣的歷史資訊：那一年，新中國成立了。中國人指稱時間，習慣於用歷史事件代替數位化的年限，如日常生活中，一般中國人都說“文革的時候”或“文革期間”，而很少說或根本不說“從1966年到1976年”。再如，人們可以直接說“唐山大地震”，而不必要明確地指出那是“1976年”。應該說，中國人對歷史事件的記憶能力要遠遠強於對具體時間的記憶。可見，時間在中國人的思維裏，一直是進入歷史的，或介入實踐的。時間與歷史、與人們的生活世界緊密地勾連在一起，甚至就是融為一體的。中國歷史中，從現存的文獻記錄看，明確的紀年應該開始於西周的“共和元年”，按照現行的西元紀年推算，相當於西元前841年。在此後2890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通行的紀年方法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隨著朝代的更替或帝位的承繼而改變。古代的帝國如此，現代的中華民國也基本如此。即使在戰亂而無統一政權的歷史時期，如戰國、三國、南北朝，區域性或暫時性的割據王朝也都是按照這一基本原則來紀年的。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國民黨政權結束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定都北平，改北平為北京。將“五星紅旗”確立為國旗。同時，正式宣佈採用國際通行的“西元”制紀年方法，當年為1949年。這樣，就徹底地廢除了具有悠久歷史並已形成中國公共時間傳統的年號紀元法。
